我儿时对职业的幻想，来源于家乡的一首童谣。

    “钢院小伙大眼镜，一中学生大书包，医学院姑娘大口罩。”

    20世纪50年代末，我家住在那个城市中心医院的后墙外，隔一条不足5米宽的小马路，站在北屋的窗前，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槐树掩映下的几栋欧式白砖小楼。进进出出的人身穿白大衣，戴白色帽子和白色大口罩。晚上，父母值班的日子里，我喜欢站在窗前眺望,灯光透过白纱般轻柔的窗帘,将温馨洒在地上，大槐树枝在微风中摇曳着，伴着一串串银铃般轻脆的笑声，伴着阵阵低低的俄罗斯民歌，还有那些戴着大眼镜的男孩子们焦躁的脚步声……让我觉得那是来自天籁间最美丽的一幅图画。

    “那是哪儿呢？”爸爸说，楼上是医院的中心实验室，楼下是医学院学生们的教室。“那唱歌的女孩子们呢？”“当然是医学院未来的女医生喽！”“那走来走去戴大眼镜的男孩子们呢？”我想起了不远处的钢铁学院，“那一定就是钢院的大眼镜喽！”于是，大人们笑了，我也为自己找到答案的聪明而笑了。

    后来，我慢慢的懂得了上一中要背大书包，上钢院要戴大眼镜，那是学问深的表现，而上医学院为什么要戴大口罩，我却始终不得其解。而上课、下课，写作业、跳皮筋， 已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，再也顾不了什么迷惘，也早已殆失了去后窗前眺望的兴致。
再后来，上山下乡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向着山河喊大干，手是血疱，肩是血疱，春种、夏锄、秋收，每天看到是那连绵起伏的山脉，那湛蓝湛蓝的天空,那远远地飘来飘去的白云，和那成群的羊儿狗儿们，还有那条九曲十八弯的傍山小路，在这连汽车都不通的塞外小村里，谁还会去憧想那遥远的明天呢?

    再后来，忙着复习高考，忙着上学考试，忙着分配工作，忙着参加工作，忙着结婚生孩子，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对职业的理想早褪尽了我儿时的色彩。当医生不再是幻想中的职业，而是现实中一份实实在在需要完成的工作。
不过，老天倒真给了我一次自主择业的机会。因为要调到另一个城市去，我认真的研究了可以接受我的五个单位，当即决定弃医生之行，入医学杂志编辑之列。

    就这么着，18年过去了，在这块园地中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样，象一只勤劳的蜜蜂，不怕晒太阳，不怕走远路，经得起一坐七八个小时的寂寞，忍着饥饿和干渴，年复一年地酿着蜂蜜。直到每一期新刊出版，我们的心才走到蜜缸边，欣赏着自已的劳动成果，是苦？是甜？看哪里是高质量的蜜糖？哪里还不尽如意?哪里粗糙低劣？抑或哪里惨不忍睹？

    笑了，壮壮自己的声色，有问题了，摇头叹气，捶胸顿足……

    期刊原本就是遗憾的艺术，而期刊的可贵之处也正是在这遗憾，在这一口一口酿蜜的过程之中。

    新的一期又来了，忘记了疲惫，忘记了昨天，蜜蜂的任务就是要不停地采集花粉将自己后腿的窝囊充实得满满，制造出鲜香甜美的上等甘蜜。

    看着我的同事们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不畏严寒酷暑，真的像那些万花丛中天天忙碌采蜜的一只只勤劳的蜂儿，我想问他们，也想问自己，为什么要这样?有没有更好的选择？我不知道?

    可很久很久的事实告诉我这样一些道理。这世界有很多因灵感而工作的人，有很多因报酬而工作的人，有很多因才华而工作的人，也有很多因责任而工作的人……，但无论如何，因爱，因喜欢而工作，肯定才是最踏实、最不计较、最幸福、也最有成就的一种感觉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选择职业，或从事职业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，但我相信有这种感觉的人不会很多，也不会很少。

    当职业进入这种情境后，工作便成了一种自然状态的生活。由喜欢而致爱，由爱而致习惯，再由习惯而致不弃不舍，再致一种终生放不下的情结。

    和一位作家聊天，他说写作者首要的是要有爱，其次是能吃苦耐劳，但爱和吃苦耐劳代替不了写作成果，有了爱和劳动精神也不一定就出好书。

    人都有沮丧的时候，也有想流眼泪的季节，可我相信，有爱的人，就会有精神，就能够吃苦，更善思索，如此又怎么能创造不出成果呢?

    我的同事们每年酿出了多少缸上等的蜜糖，作者、读者们不都一目了然吗！